為進一步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滿足中小企業對金融服務和綜合物流服務的迫切需求，從本世紀初開始，“貨物質押和監管業務”作為第三方物流服務的一種創新業務應運而生。質押監管業務，不僅為銀行和中小企業間的合作構建了新的橋梁，解決了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更為第三方物流企業在傳統物流業務相對萎縮的情況下創造了新的利潤增長點。但是，近年來連續爆發的“華東鋼貿事件”、“青島港騙貸事件”等，也為處在“貨物質押和監管業務”的物流服務重要環節的第三方物流企業敲響了警鐘。本文謹以幾個典型案例，對貨物質押和監管業務中第三方物流企業的風險進行分析評估，并提出初步的防范建議供參考。
質押物被“調包”案
案情簡介：
2005年，某物流公司為銀行監管一批質物(家用電器)，2006年3月份，監管員在巡視時發現倉庫有異常情況，遂通知各方到場對質押物進行盤點，盤點過程中首先發現質物數量不對，當天午休過后，參加盤點的出質人公司的三名保管員和四五名裝卸工不辭而別。打開紙箱后發現里面裝的竟都不是家用電器，還有的紙箱中純粹是用木頭釘成的支架，甚至有的紙箱中是用木頭、草袋子、塑料薄膜泡沫等填充物冒充的。缺失的質物價值總計達1000萬元人民幣。物流公司因此被銀行告上法庭，要求賠償損失人民幣1000多萬元。
2008年年初，法院一審判決物流公司依據《質押監管協議》恢復缺失的質押物，如不能恢復，則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
二審雙方達成和解結案。
法律分析：
本案中主要涉及的法律問題是物流公司是否應該對包裝內貨物的品質承擔責任。衍生開來可歸結為以下兩個方面：(1)在接收貨物時的驗收義務(是否有義務開箱驗貨);(2)在監管過程中對包裝內貨物的責任。
有觀點認為，在該《質押監管協議》項下，物流公司作為監管人，應當對所監管的貨物承擔嚴格的保管責任，即應對倉儲貨物承擔實質性的驗收和審查義務，并全程對包裝內貨物的品質承擔實質性的責任，不僅要對表面狀況負責，而且需要對內在實質品質負責。前述案件中一審的法院即是此種觀點。
但在物流公司的角度，以上觀點及判決結果顯得十分不公平，理由如下：
1、根據我國《合同法》的規定，保管人應當按照約定對入庫倉儲的貨物進行驗收。當保管人與委托人沒有約定或約定不驗收或約定僅以表面審核、票據審核的方式進行驗收的情形下，物流公司僅應負有合理的注意義務。
2、從倉儲行業的操作慣例上，因為家電類產品或類似的有包裝的產品，在貨物入庫時一般是不會開箱驗貨的，作為出質人的客戶也不會允許開箱驗貨，因為這樣會影響銷售。事實上，物流企業在對質押物質量的檢驗手段和技術均存在非常大的局限。
3、類似案件在處理程序上，對物流公司來說也是處于非常尷尬的境地。在該案中，發生貨不對板的情況的始作俑者應是出質人，作為倉儲監管的第三方，事實上物流公司也是受害者。但實踐中，若銀行不報案，物流公司很難以自己的名義要求公安機關以涉嫌詐騙為由追究出質人的刑事責任。而銀行往往也不會去盯住真正涉嫌詐騙的出質人，而是將矛頭直指有賠償能力的物流公司。在此情況下，物流公司在對銀行承擔了賠償責任后，根本無法以其他形式得到補償(除得到相關保險賠償外)。
出質人謊報質押物數量案
案情簡介：
2011年10月，工行某地分行與借款人(出質人)、物流公司簽訂《商品融資質押監管協議》，約定出質人將其庫存的小麥質押給工行，由物流公司監管。10月25日，三方在場，對小麥進行了交接，由于裝小麥的容器特殊，無法進行實際測量，物流公司遂根據出質人的描述出具了質押清單，確認小麥數量為3000余噸。后因出質人未能及時歸還銀行借款，工行起訴出質人，將庫存小麥變賣，發現缺失2000余噸。在與出質人的判決生效后(但未申請強制執行)，工行遂起訴物流公司，要求返還缺失的小麥，若無法返還則賠償損失。
一審法院判決物流公司賠償工行未能收回的貸款及利息的損失。二審維持原判。
法律分析：
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問題與前一案相似，即物流公司對質物數量驗收的責任為何?
對此，從物流企業的角度，與之前一個案例中對質物品質的審查責任一樣，根據協議約定，物流公司對質物的審查義務為“表面審查、單據審查和外觀審查”，因此，在客觀條件不允許進行實際測量的情形下，物流公司通過實際查看和目測，根據出質人所報的數據，通過計算認定質物的數量，已盡到了合理注意之責，因出質人謊報數據造成的質物的缺失不應由物流公司承擔責任。
但是，法院認為，物流公司有義務與出質人對質物進行核對和交接，合同約定物流公司有對質物數量進行核查的義務，物流公司在其出具的質物清單中載明“本公司了解，出質人已將表上所列貨物質押給貴行，并對質物的真實性、合法性負責”，物流公司有義務保證質物的最低數量不少于其確認的數量。至于物流公司所稱對質物數量進行審查的過程受到出質人的欺詐，此系物流公司與出質人之間的法律關系，物流公司可依協議約定另行處理。
監管質物被哄搶案
2011年11月，物流公司接受某托盤公司的委托監管一批鋼材，與托盤公司、鋼材市場簽訂了《倉儲保管和監管合同》，合同約定鋼材市場為保管人，物流公司為監管人。2012年1月中旬的某一天，發生哄搶事件，鋼材市場管理陷入混亂，物流公司報警并向托盤公司發出告知函。后經物流公司與托盤公司共同盤貨，發現貨物短少2000余噸。托盤公司向法院申請保全了剩余貨物，并對鋼材市場和物流公司提起訴訟，要求鋼材市場對缺失的鋼材承擔賠償責任，物流公司承擔補充賠償責任。
經法院主持調解，托盤公司與物流公司達成和解協議，由物流公司向托盤公司退還部分監管費(因質物被查封而無法繼續監管期間發生的監管費)，托盤公司撤回對物流公司的起訴。
法律分析：
本案中涉及的法律問題為：(1)物流公司的法律地位及責任;(2)物流公司是否可以發生哄搶事件為由免責?
在本案中，與前述兩案存在截然不同的情況是，在《倉儲保管和監管合同》中，明確約定了物流公司的法律地位為監管人(鋼材市場未保管人)，因此，物流公司的責任也僅限于對貨物進行監管，即僅對貨物在倉庫中的存儲情況進行監督和管理，定期進行巡庫，并在發生任何影響貨物安全的情況后及時進行通報等。
本案中造成貨物短少的原因是被暴力哄搶，而物流公司在發現貨物被哄搶后及時告知了質權人，因此，應認為物流公司已根據合同約定妥善履行了監管義務。
筆者竊以為本案的承辦法官亦是持上述觀點，因此該案才會出現物流公司僅需退還多收的監管費作為和解方案的圓滿結局。
風險防范
盡管有少數英明的法官能夠支持物流企業僅負有監督和管理責任的觀點，但從筆者代理的諸多質押監管案件來看，大部分的案件中，監管合同條款均無法非常明確的區分保管和監管的概念，法院和法官在審理案件的初期就已將物流企業定位在倉儲保管人的位置之上，因此，一旦出現監管貨物的短少、滅失或重復質押等情況，絕大多數案件的賠償責任均需由物流企業承擔。總結前人無數血一般的教訓，
1、客戶的資信與選擇
盡管客戶資信風險直接影響到金融機構的利益，物流企業在很大程度上也無權挑剔客戶，但如果客戶資信狀況不佳，作為物流企業，就應當意識到此類業務面臨的風險將遠遠大于正常業務。客戶的資信問題有時就決定了其欺詐的沖動，針對那些缺乏不動產財產的企業，尤其是流通領域的企業，物流企業在介入金融物流服務時應當加強戒備，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避免或減少欺詐行為的發生。
2、合同規范是保障
業務操作規范流程應詳細規定，并作為合同的重要組成部分，可直接在合同條款中約定，也可以另行制作操作規范，作為合同的附件。
物流企業自身的地位和責任要界定清楚，是保管還是單純的監管，應通過合同條款明確，物流企業也需要根據自身的能力和條件決定接受怎樣的責任。
3、質物的選擇及交接方式的選擇
物流企業在選擇質物時應盡量選擇直觀的，價值貶值幅度不會太大的，性能穩定且容易變現的貨物。
與其說選擇質物時關鍵，不如說在交接方式的確認和選擇上也尤為重要。應根據質物的不同特性選擇有效的交接方式。同時受質物本身的特性及交接方式的限制，也應在所簽發的質物清單上作出相應的批注。
4、認真保管(監管)
無論是保管還是監管，所有的操作仍然需要相關的人員來具體完成。無論是華東鋼貿事件，還是青島港事件，其背后均存在著諸多違反法律和道德的行為。因此，除了從上述三個方面做好制度上的風險控制外，對人員的合規教育和道德教育同樣刻不容緩。
作者 | 孔華姿律師，畢業于上海海事大學海商法專業，獲得法學碩士學位，從事物流行業相關法律服務工作十余年，為包括馬士基物流、中遠物流、中海物流、上港物流、香港利豐集團等在內的近百家各類物流及相關行業企業提供專業法律服務，伴隨著物流行業的迅猛發展而不斷成長。
上海棟彤物流有限公司，是上海市一家綜合性的網絡化、信息化、現代化物流公司，公司成立于2007年，注冊資金200萬元，公司自成立以來，一直秉承“客戶至上、服務第一“的經營理念，現已成為組織健全、經驗豐富、設施完善、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專業化、信息化的上海物流公司。
